今年初以來發生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我國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新聞發言人郭衛民在兩會首場發布會上也表示:“應對新冠病毒這一人類未知的全新病毒,也暴露出我國在重大疫情防控體系和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建設方面存在的短板和不足。”

  公共衛生法治體系和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響應機制有待完善、醫療物資等戰略儲備不足、醫療機構和疾病預防控制機構有效銜接的工作模式和工作機制尚待建立,這些問題都有待盡快解決。今年政協全會期間,委員們也將圍繞相關問題開展討論,共話完善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的著力點。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金臺律師事務所主任 皮劍龍


在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金臺律師事務所主任皮劍龍看來,健全的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須有法律支撐,法律具有保障性、關鍵性和基礎性作用。只有完善法制建設,才能強化公共衛生應急法治保障,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

  5月2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大會發言人張業遂也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為完善和強化公共衛生法治保障體系,今明兩年人大常委會計劃制定修改法律17部,適時修改法律13部。重點包括爭取年內審議通過新制定的生物安全法草案;爭取今年下半年提交審議修改后的野生動物保護法草案;盡早完成修改動物防疫法,抓緊修改國境衛生檢疫法,認真評估并有針對性修改完善傳染病防治法、突發事件應對法等法律。”

  皮劍龍談到,我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管理的法律規范主要涉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然而,近年來我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管理理念、機構設置等的調整較大,法制建設卻未及時修訂與調整,部分法律條款已明顯滯后。且三部法律法規在信息披露的主體層級、應急預案啟動等方面存在交叉、矛盾的關系,因此應對現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法律規范進行更新、修訂。

  “考慮到法律法規的修訂周期一般較長,且技術過程較復雜,為縮短修訂周期,可僅修訂或增減法律法規中的相關條款。同時,從立法技術層面,新修訂的法律法規應體現包容性與開放性,不宜事無巨細作出詳盡規定,伴隨著時代的發展,后續應修改的部分,可考慮使用司法解釋形式引申到相應的領域。 ”皮劍龍表示。

  同時,應加快地方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立法工作,地方政府應因地制宜,根據上位法,積極開展前期立法調研,推進地方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法律規范的制定。由于公共衛生應急領域的專業性非常強,涉及到流行病學與防疫、預防醫學以及生物醫學等專業知識;而且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時效性強。因此,應強化多部門聯動共同推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法制建設。

  “伴隨著全球化趨勢的日益加深,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可跨越區域、超越國界。”皮劍龍也提到,因此與國際公共衛生法制體系接軌、積極參與國際公共衛生應急法制建設是一個負責任超級大國應有的態度。這要求我國一方面要密切關注并借鑒其他國家公共衛生應急法律法規的發展經驗;另一方面應該與深度參與我國倡議的“一帶一路”國家簽署相應的公共衛生應急合作協議,加強國際公共衛生安全合作。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康益德中西醫結合肺科醫院董事長兼院長 董瑞

  建立重大疫情醫療救治費用保障機制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與流行,也給衛生服務體系和醫療保障制度帶來挑戰。基層服務能力較弱,面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發揮作用有限,醫療保險基金使用不合理等現象突出。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康益德中西醫結合肺科醫院董事長兼院長董瑞認為,這些問題產生的原因在于醫保、醫療、公共衛生服務體系三者之間沒能做到協調融合發展,分工協作機制不全、聯通共享環節欠缺。此外,現有醫保政策設計不利于從疾病為中心向以健康為中心的醫學模式轉變,報銷政策一直都是以補償疾病為主,醫保基金沒有起到引導向基層醫療機構傾斜、向預防保健服務傾斜的作用。政府、衛生體系和社會公眾,重醫輕防的觀點還需要改變。

  對此,董瑞建議,建立并完善重大疫情醫療救治費用保障機制。在突發疫情等緊急情況時,醫保經辦機構作為醫療費用主要支付者,應將突發疫情患者全部納入醫保報銷范圍,確保患者不因費用問題影響救治從而導致疫情的擴散和蔓延。并有針對性打破現有醫保目錄、起付線、封頂線、支付限額、定點醫療機構等限制性條款,通過財政兜底、大病保障、費用減免、延長慢性病開藥時間等措施,探索特殊疾病、特殊人群醫保報銷政策和財政兜底作用。打破異地就醫醫保限制。

  與此同時,大力推進互聯網醫療建設,加快各醫院信息化建設,開通實體定點醫療機構網上醫療,并將互聯網醫療的常見病初診、復診,慢性病開藥等納入到醫保報銷范圍。將部分門診慢性病患者引導到互聯網醫療就診,從而減輕大醫院就診壓力,推動分級診療落地。

  “在平時,也需完善醫療保障制度建設,以應對未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管理的需要。”董瑞補充表示,一方面,以醫保支付方式為手段,以健康管理為目標,建立三級醫院和基層醫療機構的緊密型健康醫療共同體。通過醫保付費的引導作用,推動優質衛生資源的下沉,提升基層服務能力。建議將家庭醫生簽約服務納入醫保付費體系中,建立“健康守門人”制度。

  2019年,國家醫保局在全國30個試點地區開展住院按疾病診斷相關分組付費改革。在此基礎上,可通過復合式支付方式改革,發揮醫保戰略性購買的作用,推動醫療服務體系的轉變。鼓勵將個人賬戶基金用于購買商業健康保險或者開展健康體檢,引導社會公眾開展自我健康管理。“北京作為首都,要大力倡導健康生活方式,引導公眾樹立‘健康第一責任人’的理念和思想,實現全社會由治療為主向預防為主的轉變。”董瑞談道。

  全國政協委員、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中醫醫院急診科主任 姚衛海

  建立更科學的基層預警機制

“公共衛生是一個大的體系,包括環境、水、食品安全等。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從17年前的SARS開始,大家都比較重視。這些年從傳染病角度來說,目前監控體系逐漸在建立中。但因為新冠肺炎是比較特殊、突如其來的新發傳染病,誰也沒有經驗,所以在最初的應對上比較混亂,醫療資源的調配有時周轉不開。”全國政協委員、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中醫醫院急診科主任姚衛海告訴北京商報記者。

  姚衛海建議,今后在全國范圍內應該建立一個更加科學的預警機制,能夠自動發現疫情,然后發出警報。現在各地區也陸續出臺了一些新的文件,也都是基于這次抗擊疫情的經驗,對應急系統進行完善。但這也要假以時日,需要大量的投入和人員培訓。

  社區力量在此次疫情防控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姚衛海表示,社區管理好了,傳染病傳染的途徑就被控制住了。醫聯體是一個從三級醫院到社區醫院總體構建一個聯合體,目的是在業務提高方面均質化。包括現在開展遠程會診、醫聯體的聯盟合作,它的主要活動形式還是在培養、培訓下級醫院的服務人員,使其提高業務水平。在傳染病防控上,關鍵就在于如何發揮醫聯體的作用,培養全科醫生、社區醫生或者如何把CDC人力下沉到社區,來指導社區衛生系統什么是傳染病、怎么樣防控。將這個機制建立起來,對我們將來處理公共衛生突發事件,或者是新發傳染病,會更加有益。

  在此次疫情中,信息上報機制也頗受社會關注。作為急診科主任,姚衛海也談到了自己的感受。“其實我們急診科,包括發熱門診,每年都是傳染病監控的‘哨點’。我們每年也都在做這個工作,像H1N1或者季節性流感,我們都有上報。不過對于新發的疾病,它需要有個認識的過程,上報之后得匯總,需要評估判斷的周期。”

 



(本文來源:北京商報)


2020年05月24日

對公共衛生這件大事,習近平提出“十二字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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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兩會|公共衛生應急體系怎么建?全國政協委員共話著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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